写下这个题目，需要首先声明一点，笔者对于云南大理市卫生局出资建同性恋酒吧的做法是赞成的，甚至是钦佩的。此举充分体现了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的接纳、也体现出政府对同性恋群体和防治艾滋病工作的关注。但帮助同性恋、农民工等群体普及防治艾滋病知识、提供活动场所不应仅仅是政府的事，我们的社会团体、公共服务体系是不是应当更多的承担起这方面的责任呢？

    2009年11月，由云南大理市卫生局出资、10多名防艾志愿者负责经营的以同性恋为主体顾客的酒吧即将正式营业，卫生局和志愿者们计划通过酒吧的平台对更多潜在的艾滋病患者进行“同伴教育”。（11月29日新闻网）当地有关部门能从防治艾滋病的角度出发，设身处地关爱“同性恋”群体的健康，是值得期许的。但此事由政府出面，似乎在某些方面暴露出我国民间社会团体和公共服务体系在防治艾滋病等工作方面做得不够全面、不够细致。

    政府出资建同性恋酒吧，为同性恋群体提供了“合法”的聚会场所，是有利于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有利于带动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的“脱敏”的，政府能够逐渐坦然面对这一社会现象，也是人性化的体现和政府意识进步的标志。但此事由政府“掏腰包”却有些隐患：一来政府本身是不适宜直接涉及市场经营的；二来同性恋群体的公开化毕竟会引发一部分人群社会伦理的困惑。基于以上考虑，民间社会团体要加强对艾滋病患者、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关注并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弱势群体面临的困难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的民间团体和组织可以以此事为导向，尝试在更多的方面关注、帮助弱势群体。例如，除了关注同性恋团体之外，还要关注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状态的问题，毕竟这两大群体对于艾滋病的认识“盲区”和“边缘化”生存状态，是导致目前艾滋病感染、传播速度较快的主要原因。在组织社会公益活动、细致调查农民工、同性恋等艾滋病感染群体在感染人数、传播途径、感染谱系等情况的同时，还要给予被调查者足够的尊重，并充分保护被调查者的隐私，而不是有意无意地加以道德评判。这样才能避免让人数庞大的感染人群隐匿病情、回避调查。

    对弱势群体生命、生活的关怀，彰显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云南省大理市卫生局出资建“同性恋酒吧”的行为充分说明了政府对公众的负责任态度，也证明了社会的进步。下一步，希望我们的民间社会团体能够以此为导向，在更实际的层面帮助弱势群体解决更多的问题。最好在不久的将来，像开“同性恋酒吧”这样的事情能够不需要官方出面。